能否从人性、宗教、哲学…方面对德鲁克进行探讨，研究...

葛莹

首先看了王总发的几张截图，对曹阳讲的深有同感。“时不待我”，怎样用最快的速度，影响最大的人群，是值得深思的。邵先生跟我讲过曹阳要影响一千万人的想法，2月份，还跟邵先生、曹阳一起讨论过怎样把MLA推广起来。

前些日子，重读德鲁克关于自由与责任的部分，由此联想到“人人生而平等”的独立宣言以及影响到开国元勋的潘恩的《常识》。儒释道三教中，也有很多与人为善的内容。可惜这些很好的传统文化现在已经被淹没在“浮躁”的“泡沫”中，原本应该是“常识”的东西居然成了稀罕物。原本“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的初心，被“碰瓷”吓回去了，剩下了一群“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即使是前些年热闹得很的“国学”，似乎也有一些并不是真的教人怎么做人，而是教人怎么绥靖下属，“枪口对下”。曾经流行一时的“心灵鸡汤”，也逐渐失去了“补品”的意义。在在精神层面上，似乎还要“掘地三尺”，不仅要找到这些表现的原因，更要找到真正能够“触动心灵”让人“回归初心”的办法。

“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些都好像只是历史说教了。似乎人人都知道，但真正照着做的能有多少。

Drucker Lab（DL）正在做年度业务计划，作为一个新机构，马上面对＂我们的业务是什么？客户是谁？他们需要什么？＂这些根本问题。Lab意思是研究和实验，DL和DA（德鲁克管理学院）的任务不同，DL得提出理论层面和实务层面的研究课题，得找到能研究这些课题的人，还有他们喜欢的合作方式和工作方式，把这些人激发和联结起来。Joe是第一个正式加盟DL的资深德鲁克专家和资源，他已经持续研究MLA好多年，不断为自己提出这方面新课题（最近的新课题是：企业如何在创造物质财富和营利的过程中发展人、提升他们的精神境界？），他可以为DL创新知识，培养人才，倒过来他也是DL第一个重要客户，DL对他工作的服务以及为他的工作提供财务支持，可以让他在MLA的深入研究上没有后顾之忧和更能贡献。如果DL能发现、找到和支持一大群这样的人，把对MLA的研究和实验变成百花齐放的局面，而且开花结果，那DL就发挥了功能。这样的人可以有Joe这样的国外学者，更多的应该是中国人，比如台湾来的詹文明先生，许宏先生（他正在研究Drucker的基督教信仰跟他的管理思想的关系）等；也不局限是学者，在实践层面的研究和实验可能更应该是对探索基本原理有兴趣的实践者，比如＠渔说老唐同学，周庆明等。这些热心人应该已经有一批了，但分散，彼此也不联系，这正是需要DL的地方。

DL也不是不能把研究成果开发成课程或其他形式的学习活动，甚至用这些课程和活动去培训人，包括企业家，但是DL的培训和DA的培训应该在目的、对象上有什么不同？这是要想清楚的。

中国的儒释道三教对管理者的影响极大。三教合一的说法尽管有人并不同意，但三教能够“和平共处”也确实说明了一定问题。南怀瑾曾把儒家比喻为粮食店，提供晋升食粮；佛家好比是百货店，提供日常用品；道家又如药店，提供灵丹妙药。儒学、道学完全是本土的，佛教从六祖惠能开始就本土化了。通常称为儒释道三教中的释也是指佛教中的禅宗一派。

这三教都在影响管理，现在，特别是东南沿海一带也在兴基督，但影响远不如三教大。

当谈到管理的时候，往往说德鲁克是西方的，稻盛是东方的。德鲁克体现的是西方哲学，稻盛实行东方哲学。但在有些人看来，这些区别并不像他们说的那么悬乎。东方、西方，只要是研究到人的本性，终究是殊途同归。就像亚当斯密，大多数人知道的就是《国富论》，但他的另一只看不见的手，在《道德情操论》中讲得非常明白。其中的第一章就是论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