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为演讲全文：
这是我是第二次参加香港社企峰会，上一次是4年前的2011年。这4年来，香港的社会企业发展一直受到国内同行的关注，特别是如何吸引私人资本为社会企业发展所用，非常适合内地的实际。最近看到《社会创业家》传播一篇文章，标题是《這本书，能催生出千百个成功的社会企业》，打开一看，原来是我给张瑞霖兄黑暗中对话一书所做的序，我原来用的标题是《社会企业实践者和研究者必读》。
近年来，社会企业和社会投资在内地骤然升温。今年6月，首届中国社会企业与社会投资论坛暨联盟大会在深圳举办，原定规模500人，结果来了800多人。去年11月，我在英国社企政策对话会上放言：”未来5年，中国有望成为社会企业世界第一大国”。
希望在座各位社企伙伴、投资界朋友听了我今天的发言，会相信这不是吹牛说大话。
中国既是一个人口大国、经济大国，也是一个面临诸多社会问题、环境问题的问题大国。许多事情，政府该管管不好，NPO想做做不了，企业趋利不愿做，使得社会问题积重难返。社会企业是为着解决社会问题而生的，面对社会问题的痛点和面临三个部门都失灵的困境，天降大任于斯。所以说，社会企业在中国的发展是历史使命的呼唤。
今天，中国政府面临着两大压力，一是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的压力，特别是在教育、医疗和养老领域。以养老为例，市场需求100，市场供给仅为10，市场需要1000万养老护理员，目前合格的仅为30万；第二是经济下行的压力，所谓经济新常态，就是要加快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服务业，通过创新驱动来保证经济的稳定增长，至少防止急速下滑。
现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已经成为互联网上的热词；公益创投、慈善信托也上了国务院会议；政府加快推出公私部门合作的PPP，建立“惠而不费”的公共服务发展新机制；在鼓励和保护民办教育、医疗、养老社会投资方面，国务院优惠政策频频出台。宏观环境为社会企业发展创造了非常有利条件。
从市场需求层面看，据权威研究报告，在未来5年内，到2020年，中国养老产业市场规模将达8万亿人民币，是当前市场供给量4500亿的18倍；医疗健康产业规模也是8万亿；民办教育，包括民办大中小学、学前教育、远程教育和各类教育培训市场规模在3万亿左右；环保产业产值将超过5万亿。还有普惠金融、扶贫产业、有机农业、残疾人就业和家庭服务业等，都有巨大的发展空间。今年上半年，地方政府公布的PPP项目总金额就达2万亿，其中包括大量的公共服务采购。
未来5年二、三十万亿的社会投资，将刺激数万家、乃至数十万家社会企业的生长。这是中国社会企业发展的内生动力。我相信，这也是包括香港在内的、有良知的私人资本投资的绝好机会。
社会企业的发展还有一个科技、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球背景。以信息科技为代表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把人类带进了一个协同共享的新经济时代。科技创新带动了市场创新，进而推动了社会创新。
我从20年前开始研究互联网，1998年，在国务院信息办指导下，我所在的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组织了三届中国互联网大赛，我是大赛组委会主任。在这时，我发现了互联网的秘密。在一次与搜狐张朝阳的对话中，我说：“你们拿了风险投资，给用户提供的却是免费服务，在我眼里，你们就像一家公益机构”。阿里巴巴也是免费给数百万人带来创业、就业机会，我曾说，“马云最公益，所以马云最赚钱”；现在，利用腾讯微信平台，2分钟就能免费开通微店，微店注册用户已超千万，每天营业额超4亿，直追淘宝。只需一部智能手机，退休老人可以老有所为，小学生可以自己挣钱买书，残疾人在家动动手指头就能自食其力了。还有，成千上万的知识青年借助互联网电商平台，成为返乡创客，发起再造故乡的新上山下乡运动。
互联网经济的秘密是，遵循信息产品共享性的规则，用公益的手段做商业；而社会企业的秘密是，遵循解决社会问题有效性与可持续性的规则，用商业的手段做公益。今天，公益与商业，非营利与营利，社会组织与商业组织，已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再不是那样泾渭分明，更不是水火不容了。免费的商业+收费的公益，这种颠覆式的社会创新，给我们带来了无限的想象空间和创新可能性。
今年6月，杭州发生Uber司机遭受钓鱼执法包围市政府的严重事件。Uber公司发出一条指令，要求司机配合政府，立即撤离现场，说“我们不得不通过GPS定位，对继续逗留现场的车主立即取消合作，以配合公共秩序安全”。这些司机接到指令后一窝蜂撤离，结果撤离道路发生了严重拥堵。看到这条消息，我立即发了一条评论：地处美国硅谷的Uber公司帮助中国政府维稳有高招。
当今世界，无论是互联网+，或是+互联网，无论是公益、商业还是社会企业，只要它实实在在带来了社会创新，节约了社会资源，解决了社会问题，我们就要欢迎和支持她。她不赚钱，但有效创造了社会价值，要支持；她创造了社会价值，同时又赚了钱，还分了红，还能让资本流动起来，吸引更多的投资把商业模式做大，让更多的人收益，我们更应该支持。
在社会企业领域，有一个分不分红的观点分歧，姑且把它看成社企投资分配模式的左、中、右之辩。左派认为，社会企业不能分红，最多可以按原值收回投资；中间派主张有限分红；右派则认为社会企业就是企业，是否分红完全由投资人决定。我持右派观点，而且4年前参加香港社企峰会时就抛出了了右派言论。
社会企业作为企业，要承担解决社会问题、环境问题和实现财务的可持续的目标，保持三重底线，已经难乎其难，不宜再有其他捆绑。就我对中国内地社会企业的观察，如果附加“不分配利润”的标准，几乎不可能发展。其一，这类社会企业只能靠捐款或变相捐款投资，私人资本进不来，股权不能流动，无法吸引私人资本投资、进而无法满足社会和民生需求；其二，这类社会企业在法人治理结构、内部管理机制、人力资源政策上形同公有制小企业，加上道德捆绑、道德审判，让你无法放开手脚—如同瑞霖兄所言：“社会企业管理者的素质要求比一般企业更高，照理应该付给更高的薪酬”。如果这么办了，人家会不会说你挂羊头卖狗肉，早把利润分掉了；其三，不分配利润意味着企业财务压力降低，产品成本、价格不真实，“做好事”的道德自慰，削弱了竞争动力和产品品质，低效率可以原谅，亏损了还可以再找捐款。我们知道，市场最重要的机制是优胜劣汰，社会企业的淘汰率按理说比一般企业更高。但许多NPO式社会企业却在逃脱淘汰，活不好，死不掉，长不大，做着做着，又做回了NPO。在内地，由NPO转型、主张“不分配利润”的社会企业，大多如此。
在英国，社会企业同样面临着所谓“资金黑洞”。英国社企联盟2011年发布的《成长中的社会企业：社会复制调查》。通过对20家有社会特许经营计划的社会企业的深度访谈发现：因其商业特性，资助方不愿给予捐赠；因其特许经营社会特性，资本市场望而却步。最新发布的《2015年度英国社会企业调查报告》称：39%的英国社会企业认为缺乏资金支持是制约机构可持续发展的障碍，而主流中小企业受此困惑的只占5%。
下面举一个国内案例。浙江绿康老年医院是一家专门收治失能失智老人的民办医院，建院7年，收治老人700多人。面对市场刚需，供不应求；又受限于非营利的民非体制，无法做大。去年，医院改制为企业，引进风险投资。一年内，医院服务规模翻翻，服务质量提升，投诉率下降，成本下降, 效益提升。可望明年上市。同时报告一条消息，深圳残友集团也有三家子公司正在在新三板挂牌上市。
最近中国慈展会推出的社会企业认证办法 就规定社会企业可以分配利润。
私人资本投资社会企业，唯有把企业做得更好，才有利可图，这符合资本的逻辑，也合乎中国商业文明传统中“义利并重”的思想。孔子说过：“义以生利，利以平民”，“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宋代浙东学派陈亮说得很直白：“功到成处，便是有德；事到济处，便是有理”；永嘉学派叶适认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义利观，与今天融合科技、商业与慈善的社会创新和社会企业运动，都是穿越时空的人类智慧闪电，让我们一起用心灵来感悟、用双脚双手来身体力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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